来源:吴晓滨

美国有哪些能够让健康更好地惠及到偏远地区的人的做法？

辉瑞执行副总裁、首席医学官

Freda C. Lewis-Hall

教育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，能够让人们知晓问题所在，扩大健康教育的影响力。比如说在美国，我们有一个叫做“智慧女性”的项目，这个项目涉及到了美国19个州，这19个州相对来说比较偏远，这个项目还涉及到两个部落，也就是两个原住民聚集的地方，这些地方比较缺乏好的医疗资源。我们怎么做？一方面是筛查，给当地人做疾病的筛查，然后是做健康教育普及的工作，要用他们听得懂的、喜欢听的语言跟他们说，要选择适合他们的沟通渠道和方式，这个项目在女性教育方面成效很好，我想这对中国也是有借鉴意义的。

中美进行了哪些慢病管理方面的合作？未来有哪些规划？

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及心脏中心主任

霍勇

中国和美国在心血管领域的合作有很多，在健康领域的合作就更多了。比如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(CSC)和美国心脏病学会（ACC）共同发起的“共创拐点行动”，致力于提高中国医生的诊疗水平，迎接中国心血管疾病患者死亡率拐点的到来。在中国CV index出台以前，我们也专门邀请了美国专家参与讨论。在公共教育方面，我们和世界心脏联盟（WHF）合作，在每年“世界心脏日”到来之际，在主要的建筑物上亮灯，呼吁公众重视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。

另外，去年中国和美国在心肌梗死救治网络体系建设上开展了合作。尽管中国还没有看到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的“拐点”，但是我们做了很多努力，也取得了一些经验。包括我刚才讲到的慢病防治，我们也希望能有很多国家和我们一起来做，包括印度、印度尼西亚等，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，尤其是胸痛中心建设。我们希望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把胸痛中心建设的模式在沿线国家推广开来，让大家能够共同用统一的标准来推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。

归根到底，从这么多工作就能够体现出来，健康是我们的追求目标，也是全世界人共同的追求目标。

方庄医院在推进分级诊疗这方面有哪些经验、措施可分享？

北京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

吴浩

我觉得首先要对基层医院在分级诊疗体系中的作用有个定位。关于分级诊疗，要树立“协同概念”，分级诊疗中的各级医院不是上下级关系，分级诊疗实际上是“分工治疗”，分工协作。在基层医疗机构，医护人员要有分工协作的意识，守住该守的事情，做好该干的事情，这是第一。

第二，基层医院待遇偏低、人才缺乏，那么我们能不能用一些方法快速地帮助基层医疗机构提升能力？这也就是我刚才讲的，我们正在做人工智能，利用人工智能可以解决很多常见病和多发病。在IT方面，中国的进步是非常迅速的，而且政府的领导力和执行力也是比较强，政策措施推行也比较快。比如说在管理病人时，当时我们也考虑到护士的水平有高低，那么我们很多的慢病患者交给护士随访，他们有没有能力去解决？你用人工智能可以很快地对患者进行评估和指导，而且这些东西还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传递给老百姓，包括通过智能手机。大家一开始用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很担心，病人、老人会不会用？其实你告诉他，教他怎么用，他会用得很好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受益者，这是我们的一个体会。

第三，基层医生一定要搞明白他跟病人是朋友关系。朋友关系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要给病人提出建议，跟他共同商量，方庄的很多病人已经看过很多专家，他要讲起来他的病，知识比你还要多，这时候我们就会和他共同决策、一起找到一种方法，这是我们基层医院比上级专科医院有优势的地方，大医院里的大教授可能没那么长时间给病人讲解，没法给患者那么长时间的关注。

比方说一个糖尿病患者，他住院的时候血糖控制得很好，一出院就不行了，为什么不行？住院的时候，餐食是固定的，运动是固定的，睡觉是定时的，但是慢病病人最后还要回到社会生活中，这就是基层在防治慢病的重要性。慢病叫管理，不只是看。管理是相互的，要病人和医生互相认同、共同决策，在这方面基层有优势，因为它跟病人住得很近。

慢病管理还包括用药依从性，如果慢病病人要定期去很远的大医院拿药，那可能他就说我今天不吃了，明天再去拿。但当基层也有这个药品，病人只需花费5到15分钟就能拿到药，很方便，他就不会断顿。从我们最近调查的数据看，在方庄医院就诊的高血压病人，大部分人的用药依从性都很好。根据医管局的数据，今年我们医院的门诊量增长了20%左右，但是我们原来管的病人的就诊次数是在下降的，就是说明我们管好了。所以要推动药品改革，要理解基药不一定是最便宜的药品，但一定是性价比最好的药品。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概念。媒体也要加强宣传。

北京有这个政策优势，基层医院的药品比外地更多，所以我们要通过方庄的案例告诉政府，基层是可以进行分工的，可以把健康守门人做好。所以我觉得，一是要把分级诊疗理解为分工协作，二是发展人工智能，三是改变一些政策，让基层医疗机构能更好发展。